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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喻观财经

　　作者：俞燕

　　10月12日上午，八宝山告别馆兰厅，人们将走进这里，送别一位老人。

　　四天前（10月8日），原中国保监会首任主席马永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在马永伟82年的人生中，有近40年奉献给了金融业。他最初在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分支机构开启职业生涯，后来先后执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农行”，601288.SH，1288.HK）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保”，601319.SH，1339.HK）。

　　1998年原保监会成立后，马永伟出任首任主席，成为唯一一位执掌过银行和保险两类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部门掌舵者。

　　马永伟执掌原保监会期间，正值保险业的初级阶段。执掌原保监会的四年间，马永伟风雨兼程，带领同事们立章建制，初步建立起保险监管体系。

　　2002年，马永伟到达60岁退休年龄，转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依然关心着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发展，积极地为行业的发行建言献策。

　　笔者犹记初次看到马永伟的时候，是在某一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他看上去精神抖擞，面容清癯，身形挺拔，像是约摸四十多岁的样子。”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得多“，成为他留给笔者最深刻的印象。

　　2019年，业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时年77岁的马永伟突发脑溢血，从此缠绵病榻，令闻者无不扼腕叹惜。

　　他的大学校友、在中国人保时期搭过班子的中国人寿集团原董事长王宪章，则在次年因心脏病辞世。他在中国人保的前任掌舵者李裕民，亦已在2023年病逝。

　　“那堪数十年，亲旧凋落尽。”一个个老去的背影，慢慢走进历史的云烟。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缅怀。

　　掌舵农行九年

　　

　　生于1942年的马永伟，是金融专业科班出身。1962年，在辽宁丹东成长的他，考入本省著名的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从此命运便和金融业联系到一起。

　　辽宁财经学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唯一完整保留的财经类本科院校，输送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金融业高层。比如，曾任央行副行长和工行行长的刘廷焕，是马永伟的同届同系同学。王宪章则在前一年考入对外贸易系。

　　此外，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原银监会纪委书记杜金富，原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原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郑之杰等一批各有建树的金融业高层，皆出自该校。

　　大学毕业时，根据彼时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政策，马永伟在1968年南下来到大别山脚下的安徽省六安县，开启了职业生涯，成为央行六安地区中心支行的一名会计。

　　不久之后（1969年4月），马永伟来到六安县燕山林场，当了一名会计。

　　同年10月，原本留校任教的王宪章，走出大学校园，成为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保险科的员工，也成为一名金融从业者。此时南北相隔的两人，命运的齿轮还没有转动。

　　两年后（1971年5月），马永伟回到央行六安中心支行，从事会计和信贷员等工作。

　　1979年2月23日，此前已三度撤销的农行，再次获批恢复成立。农行的成立，开了设立国家专业银行的先例，首次打破了大一统的传统金融体制格局。

　　从央行分离出来后，亦有一批央行系统的人员加入农行，比如当时有“人行大才子”之称的刘鸿儒，便在农行恢复成立之初，从央行办公厅主任调任农行副行长。两度出任农行行长、后来任中国人保总经理的李绍禹，亦来自央行。

　　农行成立时，马永伟选择加盟农行六安地区中心支行，由金融监管者变为金融从业者。

　　仅用了15年时间，马永伟便从分支机构的基层员工，一步步成长为农行掌门，亦成为农行历任行长中，少见的拥有比较完整的农行总分层级从业履历的一位。

　　扎根安徽期间，马永伟还在安徽省政府财贸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1981年）。彼时在安徽财政领域，还有一位日后的金融高层——后来成为建行第二任行长和证监会第二任主席的周道炯。

　　周道炯深耕安徽财政领域30余年，官至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后来出任分管财政等领域的安徽省政府秘书长。

　　1984年，周道炯北上出任第二任建行行长。同年6月，马永伟亦告别安徽，同样北上京城，出任农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一年后（1985年6月），马永伟“转正”成为农行行长、党组书记，那一年他才43岁，成为最年轻的行长，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小马行长”。

　　马永伟后来回忆，执掌农行，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马永伟上任的同年，时任农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戴相龙亦北上出任农行副行长，与马永伟搭班子。多年后，他们分别执掌央行和原保监会，共同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探索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马永伟执掌农行九年，是彼时历任行长中执掌时间最久的一位。在其任内，农行经历了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的重要阶段。

　　1993年12月25日，紫光阁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组建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

　　在这一轮金融体制改革中，涉及农行的主要是参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形成政策性、商业性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农信社）密切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其中一个改革动作便是将农行的农业政策性贷款移交给新设的农发行，另一个则是划转农信社的管理权限。

　　前一项改革在马永伟任内实现，1994年4月，农行向农发行划转了绝大部分政策性业务。

　　马永伟执掌农行期间，农行还在1987年率先在银行系统实行贷款质量四级分类，并在国有行中率先实行不良贷款的四级分类和清理压降工作。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便是时任农行副行长戴相龙。

　　此外，农行1992年参与创办了两家证券公司，一家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泰证券，是彼时跨行业、跨部门、跨系统和跨地区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另一家是总部位于深圳的南方证券。

　　前者后来成为国泰君安证券的前身，后者则在2004年1月因破产被行政接管，次年8月其营业部和投资业务并入新成立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在这两家证券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名单里，皆有中国人保。与农行共同发起成立这两家券商的同年（1992年），中国人保还与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银行签订了银保代理业务，拉开了日后保险业银保合作的序幕。

　　马永伟与中国人保，则在两年后产生了命运的交汇，他的人生新篇章也要拉开帷幕了。

　　虽然离开了农行，马永伟给农行人留下了专业能力强、平易近人，厚待员工、注重培养人才等深刻印象，很多基层普通员工都和这位“小马行长”有过近距离接触。

　　领衔人保改革

　　（左二为王宪章，左三为马永伟）

　　1994年7月27日，马永伟挥别农行，跨界进入保险业，出任中国人保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彼时，中国人保这个“保险业长子”的掌门，多出自央行或国有大行。比如，马永伟的前任李裕民，加入中国人保前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曾两度担任农行行长的李绍禹，在上世纪60年代亦曾担任过中国人保总经理。

　　据原《中国保险报》报道，在中保大厦10楼会议室，时任中国人保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王宪章，代表领导班子欢迎马永伟的到来。这两位辽宁财经学院的校友，在多年之后成为了同事。

　　彼时，王宪章还向中国人保的同事们这样介绍马永伟：

　　他不仅精通金融业务，乒乓球也打得非常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马永伟从此开启了四年的人保生涯。在他执掌的四年间，中国人保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

　　上任仅一周（1994年8月4日），马永伟便赴北戴河参加了金融改革发展座谈会。紫光阁在会上宣布，要把中国人保分拆成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家公司。彼时，保险业财、寿险分业经营，已成为既定的发展方向。

　　改革方向确定后，马永伟为中国人保制定了 “三步走”的改革方案：一是产寿险分业，二是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分离，三是股份制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则是将其改革成为“商业性保险公司”，改革的重点是在转换经营机制上下功夫。

　　

　　根据改革方案，“老人保”变成了“一拖三”模式：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称“中保集团”），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三家专业子公司。

　　1996年7月，中保集团获批成立，马永伟出任中保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不过，中国人保的命运很快又要发生变化。

　　1997年，为了增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一场金融改革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

　　1997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此举被高层视为是“我国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创新”。

　　该次会议确定了成立中央金融工委、金融机构系统党委、证监会和原保监会。其中，保险业的改革主要有两大议题，一是成立原保监会，二是关于中保集团的去留。

　　1998年7月，紫光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保险业的改革事宜。

　　据彼时媒体报道，马永伟在会上表示，如果需要对几家子公司加强领导，可以保留“中保集团”，否则不如撤销。而一些其他参会者的建议则是，在中保集团为基础上组建原保监会。最终，会议决定撤销中保集团。

　　于是中保集团迎来了又一轮改革：其旗下的中保财险、中保寿险、中保再保险三家分公司变成一级法人，成为独立的专业保险公司。

　　撤销中保集团，产险、寿险、再保险三家子公司改建为一级法人，其中，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继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品牌；中保人寿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的前身）。此外，中保集团所属的海外经营性机构，则全部划归香港中国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的前身）管理。

　　中国人保这个“保险业长子”，从此开枝散叶。其干部和员工，也随之各自分流，其中一部分人”分流“到了原保监会。

　　马永伟这位中国人保的掌门，也在这次改革中转换角色，再次成为金融监管者。

　　拓荒保险监管

　　

　　在原保监会成立之前，保险监管由央行代管。1995年7月，央行成立保险司，对内资保险机构进行监管，时任央行非银行司副司长马鸣家出任保险司首任司长，被业界称为“中国保险监管第一人”。彼时该司只有20余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1997年12月1日，央行接管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期半年），这成为我国首例保险公司被接管的案件，并成为原保监会成立的重要动因。

　　1998年11月18日，原保监会挂牌成立，专司保险监管，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体制开始走向法制化、现代化、国际化。

　　原保监会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位于阜成门内大街410号的中保大厦（现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总部）。不用走出大楼，时年56岁的马永伟就踏入了一片新的领域：成为原保监会首任主席。

　　彼时原保监会领导班子里，还有从央行行长助理调任副主席的唐运祥，他自2000年起成为中国人保的掌舵者，执掌七年。后来成为第二任主席的吴定富，彼时则出任副主席。

　　原保监会成立之初，下设8个职能部门，98人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人保。

　　与此同时，原保监会派出机构的组建工作亦在逐步推进，到2001年4月底已完成组建。

　　

　　对于刚刚成立的原保监会来说，保险监管体系百废待兴。作为首任掌舵者，马永伟上任后便着手建章立制，培养保险专业人才，并提出了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针对彼时保险行业存在的市场秩序混乱、经营管理粗放、资产质量低下、寿险潜在风险较大等乱象，马永伟提出保险监管工作整顿市场、完善内控、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并开始系统性地搭建保险监管组织体系框架，启动保险监管制度建设。

　　2000年1月，原保监会出台《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并相继出台了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保险财务会计制度和报表监管、人寿保险精算、产品信息披露、保险资金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在完善保险负债端监管、探索保险产品创新的同时，马永伟在1999年10月29日签发了《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打开了保险资金运用走上专业化、市场化的道路。

　　2000年1月，马永伟还对媒体表示，下一步原保监会还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

　　基于保险监管存在重机构设置、轻业务监管的弊端，原保监会开始探索新的监管机制。2001年4月发布《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开始走市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两条腿”走路的模式。

　　2002年2月，在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马永伟进而提出，为了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要转变监管思路和方式，突出监管重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过渡。

　　后来被称作“偿一代”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彼时已见雏形。

　　作为保险监管的拓荒者，马永伟与年轻的原保监会也经历了市场的考验。

　　自1996年以来，央行多次下调银行存款利率，此前以高预定利率销售的保单形成了巨额利差损。

　　1999年6月10日，原保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寿险保单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将长期寿险保单的预定利率调整为不超过年复利2.5%，及时止损，帮助保险公司努力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从此该预定利率延续了十余年。

　　为了化解保险公司的利差损风险和健康发展，2001年，原保监会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了保险业改革与发展调研小组，着手研究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三家国有保险公司的股改方案。

　　利差损风险亦凸显保险精算的重要性。精算师是保险业最稀缺也是最重要的人才，原保监会成立之后，很快便启动了中国精算师考试制度。

　　1999年10月，首届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开考，60多人参加考试，其中43人成为第一批精算师，日后成为保险业的顶梁柱。其中一位正是现任中国人寿股份公司总裁、后来被业界称作”精算一哥“的利明光。

　　同年原保监会还举办了首次保险经纪人考试，为保险经纪公司走专业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马永伟执掌原保监会时，正值我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保险业成为率先对外开放的金融领域，要实现“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

　　为了适应加入WTO后的保险市场新格局，马永伟主持对1995年发布的《保险法》进行修订，以期实现我国保险市场与国际接轨。

　　在2001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马永伟提出，鼓励国内保险公司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对内开放。

　　2002年2月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有32家合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代表首次参会，成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保险行业会议。

　　面对开放带来的保险业新局面，马永伟敏锐地提出，加入WTO最大的挑战是对保险监管的挑战，原保监会要积极转变观念和监管思路。

　　2001年10月，马永伟在原保监会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保险监管将转变过去主要以保费收入多少、市场份额大小论高低的观念，推动保险公司牢固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管理思想，加强经济核算，增强预警能力，促进保险业发展；转变监管思路，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放开让市场去管。

　　现在来看，他的这些监管思路非常具有前瞻性。在如今的保险业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保险业要加快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价值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正是对马永伟的这些监管思路的延续。

　　此外，马永伟任内还与央行和证监会一起，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推进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以增强监管合力。

　　原保监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保险工作座谈会上，马永伟曾提出保险业五年发展蓝图：

　　要大体形成一个经营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经营方式集约化、政府监管法制化、从业人员专业化、行业发展国际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

　　2002年11月，马永伟到达60岁退休线卸任时，他当初画下的蓝图已经轮廓初成。

　　马永伟卸任后，依然关注着农村金融和保险业，通过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增加“三农”信贷资金总量投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调整明确农发行职能、规范发展农村多种金融组织、发展农业保险等多项建议。

　　

　　2019年1月12日，保险博物馆在宁波开馆，马永伟作为嘉宾，敲响了馆内的中国保险钟。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他依然神采奕奕，精神矍铄，身板笔直。

　　然而，不久之后，业界传来不幸的消息：这一年夏天，马永伟突发脑溢血，从此长期卧床。五年后，传来噩耗：他已驾鹤西去。

　　”风云有恨古人老，天地无情流水东。“

　　马老，一路走好！

　　图片：《中国保险报》等媒体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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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馨茹